2026年7月31日，韩国国会表决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删除其中检察官直接侦查权的法律依据，并废止检察官对司法警察官移送案件的直接补充侦查权限。自2026年10月2日起，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将严格限定于公诉的提起与维持，侦查职能则统一由司法警察、新设的重大犯罪侦查厅（以下简称“重搜厅”）及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侦查处分别承担。

此次修法标志着韩国自2020年以来持续推进的“侦诉分离”（수사와 기소의 분리）改革进入最终完成阶段，其制度意义已超出单纯的程序性调整，而可以说是对检察机关宪制地位及刑事司法权力配置的根本性重塑。

对于选择以刑事控告方式在韩主张权利的中国企业（如遭受诈骗、商标侵权、技术秘密泄露等侵害），以及部分可能成为侦查对象的在韩经营者而言，此次修法所带来的并非仅止于抽象的制度理念变化，而是具体的、将对现实层面利益带来实际影响的程序调整：案件走向将高度依赖于司法警察侦查阶段的调查结果，而修法为各诉讼环节新设的严格法定期限，亦意味着怠于及时行使程序性权利，可能导致相应救济途径的实质丧失。

本文拟从立法沿革、组织层面的配套调整、程序法具体内容及被调查人防御体系等维度，对此次修法的制度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现行检察机关侦查权配置进行比较考察，以供在韩提出刑事控告或应对刑事侦查的企业及个人参考。

韩国检察机关侦查权限的限缩，并非首次发端于本次修法，而是历经数次阶段性改革逐步推进的结果。

2020年，韩国国会通过《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侦查处设置及运营相关法律》，设立专司总统、国会议员、法官、检察官等高级公职人员相关犯罪的侦查及公诉的独立机关，首次在体制上打破检察机关对特定犯罪侦查权及公诉权的垄断格局。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检警侦查权调整，确立了“警察侦查为原则、检察官侦查为例外”的基本结构：检察官的直接侦查权限被限定于腐败、经济犯罪、公职人员犯罪、选举相关犯罪、防卫产业犯罪及大型灾难六类重大犯罪，同时首次赋予司法警察对部分案件的一次性侦查终结权（即不移送决定权），并配套设置了控告人异议制度。2022年，国会通过被称为“검수완박”（检察官搜查权彻底剥离）的系列修法，将检察官直接侦查权限进一步压缩至腐败、经济犯罪两大领域。

本次2026年修法，则是从程序法层面彻底删除检察官的直接侦查权及补充侦查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从而完成了侦诉分离改革进程。就制度逻辑而言，本次修法不再满足于对检察官直接侦查“事项范围”的限缩，而是从权限性质上彻底否定了检察机关作为侦查主体的地位，转而将其功能定位严格限缩于公诉权的行使及对侦查活动的书面化、事后性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