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法务】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中的责任构造与中国出口企业的风险应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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법무법인시우 日期26-11-02内容
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中的责任构造
与中国出口企业的风险应对要点
法务法人时雨 海外业务部 柳承昊 合伙人律师
法务法人时雨 海外业务部 栾君瑛 专门委员
依托中韩两国法律专业从业人员团队及丰富的跨境贸易争议解决与损害赔偿诉讼实务经验,法务法人时雨为对韩出口及在韩销售产品的中国企业提供覆盖贸易合同起草审查、说明文件合规审核、产品事故应对、产品责任诉讼及进口商追偿纠纷代理在内的一站式专业化法律服务。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1-11月中韩进出口总额达2.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对韩国出口约0.94万亿元。电子产品、二次电池、家用电器等大量“中国制造”产品持续进入韩国消费市场,跨境电商直购渠道的扩张更使中国产品与韩国终端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出海产品在韩国造成他人生命、身体或财产损害的情况也日渐增多,制造商、进口商与销售商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也愈发重要。
韩国《制造物责任法》(제조물 책임법 / PL법)于2002年正式施行,以无过错责任取代传统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即使制造商本身没有故意或过失,但因产品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的,制造商也需承担赔偿责任。2017年《制造物责任法》修订,又引入缺陷与因果关系的法定推定以及不超过实际损害额3倍的惩罚性赔偿,使制造业者一方的诉讼负担与潜在赔偿规模显著提高。尤其值得中国出口企业关注的是,该法将“以进口为业者”直接纳入“制造业者”范畴,韩国进口商在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通常会依据贸易合同向中国出口企业追偿;在跨境直销等无韩国进口商介入的情境下,中国制造商亦可能直接成为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被告。因此,中国出口企业不能仅因“未在韩国设立法人主体”而认为风险与己无关。
本文拟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规定内容与韩国大法院典型判例为中心,系统梳理产品质量问题中的责任主体确定、举证责任分配、惩罚性赔偿规定、免责事由与消灭时效等核心规则,考察涉外产品责任纠纷中的管辖与准据法问题,并与中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产品责任规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针对对韩出口产品的中国企业提出实务提示以供参考。
一、立法沿革与规范体系:从过错责任原则到“无过失责任+推定+加重赔偿”
《制造物责任法》施行前,产品致害纠纷往往依据韩国《民法》第750条的一般侵权规定处理,受害人须证明制造商的故意或过失、损害的发生以及二者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技术高度集成、批量生产的产品,消费者几乎不可能证明制造过程中的具体过失,司法实践遂通过判例逐步缓和原告的举证负担。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대법원 2000. 2. 25. 선고 98다15934 판결(电视机爆炸案):法院认为,受害人只要证明事故发生于制造业者排他支配的领域、且此类事故在无人过失的情况下通常不会发生,即可推定产品存在缺陷并由此导致事故,除非制造业者证明事故系其他原因所致。
《制造物责任法》于2000年制定,2002年正式施行,适用于施行后制造业者首次供应的产品。其核心在于将责任基础由“过错”转向“缺陷”:制造业者对因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问其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该法于2013年进行了全文修订,对条文表述进行了整理。
就适用关系而言,《制造物责任法》属于《民法》体系下有关侵权规定的特别法;该法未作规定的事项,依《民法》有关规定处理。因此,受害人可以选择依《制造物责任法》进行损害赔偿请求,或依《民法》第750条针对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进行赔偿请求,亦或依据合同上的瑕疵担保责任或债务不履行责任主张赔偿,上述赔偿责任亦可并行主张。针对产品自损(即由于产品本身存在质量缺陷或瑕疵,导致该产品自身发生毁损、灭失、价值减少,或者需要支付修缮费用的情形),目前韩国大法院判例明确将其排除于《制造物责任法》的适用范围之外(参考:대법원 2000. 7. 28. 선고 98다35525 판결),该部分损失须依合同法路径寻求救济。
此外,产品安全相关的行政规制亦构成产品责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安全基本法》(제품안전기본법)、《电气用品及生活用品安全管理法》(전기용품 및 생활용품 안전관리법)KC认证制度、《消费者基本法》(소비자기본법)等法律分别规定了安全认证、缺陷报告、召回劝告及召回命令等行政法层面的规制手段。行政法上的认证取得与召回命令,在民事诉讼中往往被作为判断缺陷存否及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重要依据。
二、责任主体:“制造业者”的范围与供应者的补充责任
依《制造物责任法》第2条第1项,“制造物”是指经制造或加工的动产,包括构成其他动产或不动产一部分的情形。据此,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经加工)均属制造物;嵌入建筑物的电梯、空调等设备,即便已附合于不动产,仍可作为制造物予以认定。未经加工的农水产品及不动产本身则不在其列。
| 类型 | 条文依据 | 典型主体 |
|---|---|---|
| 实际制造者 | 第2条第3号가目:以制造、加工为业者 | 成品厂商、零部件及原材料厂商 |
| 进口者 | 第2条第3号가目:以进口为业者 | 韩国进口商、总代理商 |
| 表见制造者 | 第2条第3号나目:在产品上使用姓名、商号、商标或其他可识别标志,将自己表示为制造者,或作出可能使人误认其为制造者的标示者 | 贴牌销售的韩国品牌方、OEM委托方 |
将进口者视为制造业者的立法理由在于:外国制造商通常不在韩国境内,受害人向其追究责任存在管辖、送达与执行等多重障碍,由处于国内、并通过进口获取利益的进口者承担与制造者同等的责任,能够保障受害人获得实效性救济。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这一结构意味着韩国进口商在法律上处于“第一道防线”,而中国企业处于其后的追偿链条之上。
依《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第3款,受害人无法确知制造业者的,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销售、出租等方式供应该产品的人,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其经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请求后,于相当期间内告知制造业者或向其供货者的,不再承担上述赔偿责任。该规定一方面促使流通环节保存供货渠道信息,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来源不明的产品最终将由国内销售商承担责任,从而倒逼销售商在采购时向上游索取可追溯的供货方身份及资质信息。
实务中中国工厂为韩国品牌代工生产的情形非常常见,代工通常有两种模式:OEM(品牌方提供设计方案等,代工厂按照品牌方要求进行纯粹的加工制造)与ODM(产品研发设计及生产制造均由生产厂家负责,品牌方贴牌销售)。
依《制造物责任法》第5条规定,对同一损害负有赔偿责任者为二人以上的,承担连带责任。在中国工厂为韩国品牌方代工生产的OEM/ODM结构下,中国工厂作为实际制造者、韩国品牌方作为表见制造者(并往往同时为进口者),二者对受害人可能承担连带责任。韩国一方先行赔付后,可能依双方内部的过错比例、合同约定的责任分担条款向中国工厂追偿。合同对责任归属、品质标准、检验方法及追偿范围约定不清,是此类二次纠纷的主要诱因。
三、产品缺陷的概念与类型:“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
依第2条第2号,“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制造上、设计上或标示上的缺陷,或者欠缺其他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该定义以“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为上位概念,并以三种典型缺陷为其具体化。值得注意的是,第2条第2号的最后一部分(“欠缺其他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具有兜底功能,使不属于三类典型的不安全状态亦可被纳入缺陷范畴。
| 缺陷类型 | 法定认定标准(第2条第2号) | 判断方法 | 中国出口产品的常见情形 |
|---|---|---|---|
| 制造缺陷 | 制造业者是否履行注意义务在所不问,产品因未按原设计制造、加工而欠缺安全性 | 以制造业者自身的设计规格为基准,比较个别产品与设计的偏离 | 个别批次混入异物、焊接不良、电芯一致性不足、部件装配错误 |
| 设计缺陷 | 制造业者若采用合理的替代设计即可减少或避免损害,却未采用,致产品欠缺安全性 | 以“合理替代设计”的存在为核心,综合衡量危险与效用 | 未设置过充过热保护、材料选型不当、儿童用品可拆卸小部件 |
| 标示缺陷 | 制造业者若作出合理的说明、指示、警告或其他标示即可减少或避免损害,却未为之 | 综合产品特性、通常使用方式、使用者预期、预见的危险、使用者对危险的认识及回避可能性 | 韩文说明书缺失或机器直译、警告事项遗漏、未标注禁忌用法 |
比较法上,缺陷判断存在“消费者期待标准”(consumer expectation test)与“危险—效用标准”(risk-utility test)之争。韩国法以“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为上位概念,体现了消费者期待标准的基本立场;但在设计缺陷中又以“合理替代设计”为要件,实质上采纳了与美国《侵权法第三次重述:产品责任》相近的危险—效用衡量方法。由此,在设计缺陷诉讼中,原告通常须提出具体、可行的替代设计,并说明其能够减少危险而不致过分牺牲产品效用与成本;被告则可通过证明替代设计的技术不可行性、成本过高或将引发其他危险进行抗辩。
1)设计缺陷与标示缺陷的判断框架:大法院2003年9月5日宣告的2002다17333判决与2004年3月12日宣告的2003다16771判决,均为自动变速车辆“急加速”(급발진)事故的损害赔偿案件。大法院在上述判决中确立了以下判断框架:设计缺陷的存否,应综合考虑产品的特性及用途、替代设计的可能性及其经济上的费用、采用替代设计后产品的有用性与费用的变化等因素,依社会通念判断;标示缺陷的存否,则应综合考虑产品的特性、通常的使用形态、使用者对产品的期待内容、预见的危险内容、使用者对危险的认识及使用者回避危险的可能性等因素,依社会通念判断。在该两案中,原告主张的替代设计(如换挡锁止装置)被认为难以证明能有效防止事故,缺陷主张未获支持。
2)标示缺陷可独立成立:上述判例同时明确,即便不存在制造上或设计上的缺陷,仅因未尽合理的说明、指示、警告义务,亦可单独构成产品责任。对于以价格与品质见长、却往往在韩文标示与说明书本地化上投入不足的中国出口产品而言,标示缺陷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被主张的缺陷类型。机器直译导致的语义偏差、警告事项的遗漏、图示与文字不一致,均可能被评价为“未作合理标示”。
3)开发当时的知识水平与缺陷判断:在感冒药“콘택600”服用者因出血性脑卒中死亡的案件(大法院2008年2月28日宣告2007다52287判决)以及吸烟者诉烟草公司案(大法院2014年4月10日宣告2011다22092判决)中,大法院均结合产品供应当时的科学认识、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及社会对相关危险的一般认知,否定了设计缺陷或标示缺陷的成立。上述判例表明,缺陷判断以产品供应时点为基准,且对于社会公众已普遍认知的危险,标示义务的范围相应缩小。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判例中部分案件所涉产品系于《制造物责任法》施行(2002年7月1日)前供应,法院系依《民法》第750条进行审理,但其关于缺陷类型及判断标准的论述与《制造物责任法》第2条第2号的定义一致,至今仍被作为解释该法的重要依据。
四、举证责任的缓和:第3条之2的缺陷及因果关系推定
依第3条之2,受害人证明下列三项事实的,推定产品在供应时存在缺陷,且损害系因该缺陷而发生;但制造业者证明损害系由产品缺陷以外的其他原因所致的,不在此限。
② 该损害系由属于制造业者实质支配领域的原因所导致
③ 该损害在产品不存在缺陷时通常不会发生
该条系将98다15934判决(电视机爆炸案)及2003다16771判决所形成的举证缓和法理予以明文化。二者的差异在于规范性质:修订前,判例上的推定属于“事实上的推定”,制造业者只需提出足以动摇法官心证的“间接反证”即可;修订后,第3条之2构成“法律上的推定”,推定事实一旦成立,证明责任即转换至制造业者一方,制造业者须以本证证明“其他原因”的存在,方能推翻推定。学界普遍认为,此次修订实质上提高了制造业者的诉讼负担。
就“正常使用状态”而言,受害人超出产品用途或违反说明书明示禁止事项的使用(如以非原装充电器充电、拆改电池组),通常难以满足该要件;但如果说明书对相关禁止事项未作明确警告,则又可能转而构成标示缺陷。
就“实质支配领域”而言,其范围包括产品的设计、制造、检验及出厂前的流通管理等制造业者能够控制的环节。产品在流通或使用过程中被第三人改装、维修,或因长期使用发生的正常损耗,原则上不属于制造业者的实质支配领域,此时推定难以成立。
就“无缺陷时通常不会发生”而言,其本质是一种经验法则判断。电视机在正常收看中爆炸、手机在正常充电中起火、儿童座椅在正常使用中断裂等,均属于典型的“无缺陷不会发生”的事故类型。
五、惩罚性赔偿:第3条第2款的要件与量定
韩国损害赔偿法以填补损害(전보배상)为基本原则,惩罚性赔偿仅在个别法律中作为例外引入。2011年《下包法》首开先例后,《公平交易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劳动标准法》等法律陆续设置了3倍至5倍不等的加重赔偿条款。2017年修订《制造物责任法》时引入的3倍赔偿,即属于这一立法潮流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抑制制造业者在知悉缺陷后为节省成本而放任损害扩大的行为。
| 要件 | 内容 | 解释要点 |
|---|---|---|
| 主观要件 | 制造业者明知产品缺陷 | 须为实际知悉;仅“可得知”(알 수 있었음)不足以构成。此点与第4条第2款排除免责的“知悉或可得知”标准不同 |
| 行为要件 | 对该缺陷未采取必要措施 | 包括未停止销售、未发出警示、未实施召回或改进设计等;措施是否“必要”,结合危险程度与可行性判断 |
| 结果要件 | 致使他人生命或身体遭受重大损害 | 仅财产损害不适用;身体损害须达“重大”程度 |
| 因果关系 | 重大损害系未采取必要措施的结果 | 若及时采取措施亦无法避免损害,则不成立 |
结果要件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人身损害。2018年韩国发生的进口车辆连续起火事件中,因事故主要造成车辆等财产损失,即有观点指出该条难以适用,并引发了关于扩大适用范围的立法讨论。
② 因该产品缺陷所造成损害的程度
③ 制造业者因供应该产品而获得的经济利益
④ 制造业者因该产品缺陷所受刑事处罚或行政处分的程度
⑤ 供应该产品的期间及规模
⑥ 制造业者的财产状况
⑦ 制造业者为救济受害人所作的努力程度
从上述量定因素可以看出,事故发生后的应对行为直接影响赔偿倍数:第⑦项将“事后救济努力”明定为减轻因素,而第①项与第④项又意味着隐瞒缺陷、拖延召回、受到行政处分等事实将成为加重因素。
六、免责事由、免责特约的限制与消灭时效
承担赔偿责任者证明下列任一事实的,免除该法上的赔偿责任:
1)制造业者未供应该产品(如被盗产品、未出厂的试制品);
2)以制造业者供应该产品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发现缺陷的存在(即所谓“开发风险抗辩”);
3)产品的缺陷系因制造业者遵守供应当时法令所定的标准而产生;
4)就原材料或零部件而言,其缺陷系因使用该原材料或零部件的成品制造业者的设计或制作指示而产生。
上述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均由制造业者承担。其中,开发风险抗辩的判断基准并非个别企业的技术能力,而是供应当时可获得的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第3号所称的“法令所定标准”,须为强制性标准且缺陷系“因遵守”该标准而产生,单纯符合标准并不足以免责。
承担赔偿责任者在供应产品后,知悉或可得知产品存在缺陷,却未采取防止损害发生的适当措施的,不得主张第1款第2号至第4号的免责事由。这意味着产品投放市场后,制造业者负有持续的产品跟踪观察义务:即便供应时的科技水平无法发现缺陷,一旦此后通过投诉、返修或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而企业未采取警示、召回等措施,开发风险抗辩即告失效。
• 中国出口企业与韩国进口商之间的责任限制条款(如赔偿上限、免责条款),对于韩国终端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损害不发生效力
• 就进口商或其他营业用户自身营业用财产的损害而言,当事人之间的责任限制特约可以有效
• 进口商赔付消费者后向中国出口企业追偿时,双方之间的内部分担与追偿范围,原则上仍可依合同约定处理
| 期间 | 起算点 | 说明 |
|---|---|---|
| 3年 | 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悉损害及赔偿义务人之日 | 消灭时效;两项事实须同时知悉 |
| 10年 | 制造业者供应造成损害的产品之日 | 原则上须于此期间内行使 |
| 10年(特例) | 损害发生之日 | 因在体内蓄积而损害健康的物质所致损害,或经过一定潜伏期后才出现症状的损害 |
关于10年期间的性质,学说上有消灭时效说与除斥期间说之争;条文表述为“须于……10年内行使”,实务上多将其理解为较长的权利行使期限。对于电池、化学品、儿童用品等可能引发蓄积性或潜伏性损害的产品,第7条第2款但书使责任期间实际上得以延长,企业在产品停产后仍须相当长时间内保存相关技术资料与品控记录。
七、涉外维度:国际裁判管辖、准据法与追偿路径
1)国际裁判管辖:依2022年全面修订、同年7月5日施行的韩国《国际私法》第2条,当事人或争议事项与韩国存在实质关联的,韩国法院享有国际裁判管辖权。第44条进一步规定,侵权行为在韩国实施、针对韩国实施或其结果在韩国发生的,可向韩国法院提起侵权之诉;但不能预见其结果将在韩国发生的除外。中国企业以韩国市场为目标出口产品、制作韩文标签及说明书、取得KC认证的,通常难以主张“不能预见结果在韩国发生”。在跨境直购场合,若中国经营者通过韩文网站、韩元结算等方式以韩国消费者为目标开展经营活动,消费者还可依该法第42条关于消费者合同的特别管辖规定,在其惯常居所地的韩国法院起诉。
2)准据法:韩国《国际私法》未就产品责任设置专门的冲突规范,适用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依第52条,侵权行为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学说及判例认为侵权行为地包括行为地与结果发生地;加害人与受害人的惯常居所地在同一国家的,适用该国法;侵权行为侵害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既存法律关系的,适用该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此外,依第53条,当事人可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合意选择韩国法为准据法。在中国产品于韩国致害的典型情形下,结果发生地为韩国,韩国《制造物责任法》通常将作为准据法适用。
3)判例上的先例:韩国法院并不回避对外国制造商行使管辖权并适用韩国法认定其责任。在越战老兵诉美国落叶剂制造商案中,大法院(2013年7月12日宣告2006다17539判决)即对美国企业行使管辖权,并认定其对部分原告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案表明,外国制造商在韩国被诉并被判决承担责任,并非理论上的假设。
4)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韩国法院对中国企业作出的判决,如需在中国执行,须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中韩之间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主要涉及文书送达与调查取证,并未就法院判决的相互承认作出约定,因此判决能否在中国获得承认,主要取决于互惠原则的认定。近年来中国司法实践对互惠的认定趋于宽松,2021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引入了“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对于在韩国拥有资产、应收账款或持续交易的中国企业而言,韩国判决亦可直接在韩国境内执行。
1)请求权基础:韩国进口商在承担《制造物责任法》上的赔偿责任后,可基于连带债务人之间的求偿权(第5条连带责任及《民法》相关规定),或基于买卖合同上的品质保证、瑕疵担保、损害赔偿及补偿(indemnity)条款,向中国出口企业求偿。
2)合同准据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韩两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缔约国,双方未明确排除时,公约原则上适用于中韩企业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但须注意,公约第5条规定其不适用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进口商就其向受害人赔付的人身损害部分向出口商追偿时,能否依公约主张,学说上存在争议。为避免适用上的不确定,建议在贸易合同中就产品责任的追偿与补偿关系作出明确的独立约定,并明确其准据法。
3)争议解决条款:中韩两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缔约国,仲裁裁决在两国之间的承认与执行较法院判决更具确定性。在贸易合同中约定由大韩商事仲裁院(KCAB)、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或第三地仲裁机构仲裁,是管控追偿纠纷风险的常见安排。
八、比较法考察:中国《民法典》与《产品质量法》下的产品责任
中国的产品责任规则主要规定于《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四章(第1202条至第1207条)及《产品质量法》第四章,并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特别法补充。中国出口企业对国内规则较为熟悉,以下就两国规则的主要差异作一对照,以避免以国内经验错误预判在韩风险。
| 事项 | 韩国(《制造物责任法》) | 中国(《民法典》《产品质量法》) |
|---|---|---|
| 归责原则 | 制造业者无过错责任(第3条第1款) | 生产者无过错责任(《民法典》第1202条) |
| 进口商的地位 | 明文列为“制造业者”,与制造者承担同等责任(第2条第3号) | 无明文规定,实务上多作为销售者处理 |
| 销售者的责任 | 仅在无法确知制造业者时承担补充责任,且可通过告知供货者免责(第3条第3款) | 被侵权人可直接向销售者请求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可向生产者追偿(《民法典》第1203条) |
| 缺陷的定义 | “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分制造、设计、标示三类(第2条第2号) | 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 |
| 举证规则 | 三项事实成立时法定推定缺陷及因果关系(第3条之2) | 无法定推定规则,原则上由受害人证明缺陷、损害与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视情况予以缓和 |
| 惩罚性赔偿 | 明知缺陷未采取必要措施,致生命身体重大损害,不超过损害3倍(第3条第2款) | 明知缺陷仍生产、销售,或未依第1206条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健康严重损害的,可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民法典》第1207条);倍数依特别法确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2款“所受损失二倍以下” |
| 免责事由 | 未供应、开发风险、遵守法令标准、零部件依指示(第4条) | 未将产品投入流通、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投入流通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产品质量法》第41条第2款) |
| 跟踪观察义务 | 供应后知悉或可得知缺陷而未采取适当措施的,不得主张部分免责(第4条第2款) | 投入流通后发现缺陷的,应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或措施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害承担责任(《民法典》第1206条) |
| 责任期间 | 知悉之日起3年;供应之日起10年(第7条) | 《产品质量法》第45条规定2年诉讼时效及交付后10年的最长期间;《民法典》施行后的诉讼时效适用问题存在讨论 |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国在无过错责任、跟踪观察义务及惩罚性赔偿的基本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但在以下三点存在实质差异,值得中国出口企业特别注意:
其一,责任链条的前端不同。中国法允许受害人在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自由选择被告,销售者实际上承担了“先行赔付”的功能;韩国法则将进口商提升至与制造者同一地位,而一般销售者只承担补充责任。因此,在韩国市场上,进口商几乎必然是第一被告,其向中国出口企业追偿的意愿与力度也相应更强。
其二,缺陷判断与标准的关系不同。中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将“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缺陷认定的重要依据,实践中“符合强制性标准”往往被作为否定缺陷的有力抗辩;韩国法则不以标准为缺陷判断的直接依据,符合KC等标准只是认定“通常可期待的安全性”时考虑的事实之一,仅在缺陷“因遵守”法令标准而产生时方可免责。以“已通过认证”作为核心抗辩的国内思路,在韩国诉讼中的效果相当有限。
其三,举证负担的分配不同。韩国第3条之2的法定推定,使制造业者在正常使用中发生的典型事故中处于明显不利的举证地位。中国企业若沿用国内诉讼中“由原告证明缺陷”的预期来规划证据保存与应诉策略,可能低估在韩诉讼的难度。
九、实务提示: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控
1)韩文标示与说明书的专业审校:说明书、警告标签、包装标示应由熟悉韩国法规与行业用语的专业人员进行本地化审校,避免机器直译;审校的版本、时间与审校人应留存记录,以便日后证明已尽合理标示义务。
2)警告内容的充分性检查:对照产品的预






